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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稿原文全文：http://www.ihra.net/Assets/1659/1/Kazatchkine_KeynoteSpeech.pdf
主旨发言 Michel Kazatchkine
全球基金防治艾滋病，结核，疟疾 执行总裁
2009年4月20日 第20届国际减低伤害曼谷大会开幕词
2009年Rolleston 致词
减低伤害：从证据到行动
检查执行情况
曼谷的总督阁下：
尊敬的IHRA的执行总裁Gerry：
亲爱的防治艾滋病事业的同事们以及倡导减低伤害的朋友：
早上好！
首先，请允许我对邀请我参加本次会议开幕式的，会议组织者以及Gerry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我同时也很高兴我能在许多从事减低伤害工作的朋友，以及许多从事这样一项重要工作的人们中。
我希望把我今天的致词献给两位（斗争过的）英雄，他们是Amar和Nestor，他们俩死于90年代初期艾滋病三重综合疗法可用之前。他们教给我许多关于减低伤害，生命和死亡，病人和医生以及勇气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在准备我今天的发言之前，我非常着迷的学习了Humphrey 先生的遗产。
你们许多人也许知道，我不知道，1926年皇家内科医学院的主席，主持了英国政府委员会，该委员会认定，对那些对于吗啡或者海洛因成瘾者开海洛因处方药是合法的。
80多年后今天，回顾当时委员会的报告仍然是非常有价值的。他曾说，对于吗啡和海洛因的模糊管理可能会允许"那些可以只需要少量的成瘾药物，通常很小，就能维持正常和有意义的生活的药物成瘾者。"
这些语言的打动性来自它的实用主义和同情心。Rolleston 显然考虑到人们，以及帮助那些药物依赖者能过上正常并有意义的生活。
今天，我们不仅将此称为健全公共健康方面的理由，而且也将用于人权。
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在这里，重申我们对于所有人人权的主张，特别是毒品使用者的权利；重申我们基于证据方法来干预和治疗HIV。并且确保对于80年前 Rolleston 说的同情和常识性的基本原则的持续。
我今天上午的讲话，将主要集中在目前我们所面临的一些主要的挑战上。当然，是关于人权的。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障碍，仍然难过和阻止着我们如此多的国家。在财政上，包括全球基金的角色会支持减低伤害干预。
首先，在防治艾滋病方面；
正如，意大利举办了今年的八国集团峰会，我一直回想八年前，就是2001年也在意大利热那亚举办的八国集团峰会。这是一次对全球卫生（健康）和全球基金非常重要的八国集团会议，因为在那次会议上，首要的捐助者首次向基金认捐。
八年前在热那亚的那次会议上，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特例，当为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时，世界能做什么。
自2001年，我们看到每年对于健康资源持续的增加，特别别是对于艾滋病，去年已经超过了14亿美元。
在过去十年，随着新的资源在全球健康方面变成新的双边和多边的文件：2000年的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以及世界银行地图，2003年的全球基金和PEPFAR，仅举这些例子。
我们还看到，在全球卫生筹资方面的重大创新。例如，随着建立了2005年的联合援助，以及新的方法，如(生产)Red 和 Debt2Health 来帮助筹集全球基金。
在过去几年里，在发展中国家扩大获得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进展已非常显著，从2001只有几百万治疗到今天的大约四百万。
其结果是，我们正在看到与艾滋病相关人口，死亡率在明显的下降。如在亚的斯亚贝巴，其中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估计，2007年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率大约下降60％。在博茨瓦纳，那里的艾滋病感染率达到30%，目前受艾滋病影响最大的人口年龄组的死亡率正在下降。
一个接受ART 治疗的人，在英国可以再活40年，在反展中国家可以再活25年。
如果我们回顾，过去十多年到十五年所取得的进步，我们同样在减低伤害方面取得了进步。正如IHRA在=其年度报告中所指出的，自80年代以来减低伤害 "由接受，流行，科学知识，倡导的方法，以及证据基础发展成长。科学辩论已经成功，而只剩下意识形态或道德化的批评。"
仅在5年之前，只有很少的捐助者支持在发展国家的减低伤害。自那以后，自愿稳定的增加——很大部分是通过全球基金，而很多国家很长时间拒绝注射吸毒，能有效地扩大干预，这些包括中国，印度尼西亚，越南，台湾以及摩洛哥。
在泰国，现在美沙酮列入了药物清单中。泰国将获得来自全球基金第八轮，大约600万美元的捐助，用来在全国17个省的非政府组织，戒毒所以及街道推广针具和注射器交换项目。管教部将在封闭的环境中为吸毒者提供美沙酮，并且在主要城市的药店提供更多的针具和注射器。政策改革也正在计划。
马来西亚卫生部告诉我，他们将加入全球基金第九轮的项目，是为非政府组织减低伤害的一个重要的资金申请。
对于这个地区来说，这是一个很鼓舞人的事情。
上个月我在德黑兰，我参观了德黑兰设在Keraj 监狱外的针具交换和美沙酮治疗项目，以及在Shiraz临近，他们真正人文的方法以及对于实现这些服务的坚定地承诺不仅让我印象深刻，而且也令我感动。
在我们的运动中有很多真正地英雄是我们应当知道和庆贺的。这里我特别想提到我在俄罗斯的许多朋友。Sasha Tsekhanovitch和她在圣彼得堡小诊所的同事，他们就是在充满敌意的政治，社会，法律环境中为当地的吸毒者提供同情和综合的服务。
在俄罗斯以及全球的公民社会，有理由为自己的角色而自豪，作为对于减低伤害项目的倡导，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在全球卫生的所有领域，公民社会团体已经被看作是受信赖的专家，而减低伤害网络逐渐变得有声音，得到尊重并且有资源。
在政策方面，更加注意结核注射毒品者，以及缓慢但日益认识到，必须找到办法来解决丙型肝炎的同时，处理了艾滋病。
最后，我们希望，即美国可以重新参与是对减低伤害的极大地鼓励并且也势必要的。我们从本次会议呼吁美国，并坚定地强调这样做。
所有这些发展，你们所做的所有贡献，对我来说是个希望的源头。我确实相信，随着我们取得胜利，我们已经收集到的证据，以及逐渐增加的国家委员会，我们正处在新的机遇中。
整合这些资源，并且利用这些机会，让我指出我所看到的四个关键的优先点：人权，证据，更加全面综合的理解吸毒者的脆弱性，以及资金。
首先，正如会议主题所认为的，人权必须处在所有事物的前端。
虽然我们不能说人权就是毒品成瘾者的权利，但是，我们必须在适当的每一个机会中大声清楚地说人权是毒品成瘾者的权利，因为在太多的国家，在太多的警察拘留室，在太多的医疗中心，毒品成瘾者并不被当作人来看待。
除非他们一开始就提出了人权的任务，不然在对减低伤害相关的毒品使用的努力注定会失败。
我这里的人权是指健康的权利和对正当对待的权利。但是还有另外的权利包括远离歧视的权利，面对法律享有平等地位的权利，隐私的权利，工作和接受教育的权利，分享前进科学的权利。
这些都是普遍的权利，并且不管我们在哪里，不论是莫斯科，墨尔本，曼谷或者巴库，这些都是最普遍的权利。
第二：我们必须继续推进证据，我们必须继续向别人展示为什么使用毒品被看做公共卫生的挑战，为什么惩罚性的方法，比如批评毒品成瘾者，消耗执法机关的资源以及过多的道德判断与刑事系统，是徒劳的，并且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亚历克斯·沃达克（Alex Wodak）提醒我减低伤害社群最近发现一个非常不幸的年会。2009年2月，在上海举办了由13个国家参加的第一毒品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这个会议实际上导致了我们现在知道的全球毒品禁止的国际系统。
最近在维也纳召开的，麻醉品委员会议的结果只是100多年前的政策到位。在减低伤害运动中让我们多数人感到担心的是，CND关于接受时代已经如何变化的失败；全球禁毒使得如何控制艾滋病毒在注射毒品使用者中如的困难，并证明对艾滋病毒的预防方法，如减少伤害，是非常重要的减轻药物使用对公众健康影响的途径。
我们可以从一些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中得到安慰，如承诺"减少与吸毒可能相关的歧视 " ，并呼吁"提供基于科学的证据上的预防计划" 。我们不能接受的是一个总体框架，重点完全放在减少需求和供应，随着政治宣言自己也承认，这些做法，只有如此有限的成功。
我得想法与麻委会在维也纳达成的做法有根本区别，，作为一个医生我所赞同，我支持Hippocrates说： "首先，没有坏处。 "与CND不同，我们绝不应回避，这是我们的第一优先事项，或使用语言，说毫不含糊地减少伤害。
我们必须继续拒绝CND神话中隐含的结果，即减少危害会增加成瘾。我们必须揭露虚假陈述的各国政府，如俄罗斯官员在维也纳说，美国仍然 "禁止替代疗法" ，以及比较替代疗法，以"毒品合法化" 。我们必须要求，在最低限度上，这严肃国家，讨论严肃的问题的政策时要讲真话。
让我们感谢和支持，在维也纳会议上明确表支持减低伤害项目的26个国家。他们帮助表明，大家一致认为，推动全球禁毒100年的行动实际上已经破裂。 他们寄希望，最近几年内我们最终会有一个更加有效的政策，这一政策使得各个国家更加灵活的实行适合他们需要的毒品政策，而不是实行一个政策适合所有的国家的政策，服务很差。
让我们大力鼓励和支持那些曾经强制执行传统法律的方法来控制毒品，而现在正在改变的国家。在某些情况下审慎地对待公众健康，包括这里的一些亚洲国家。让我们对中国，马来西亚，越南说：保持良好的工作。通过采用减少伤害。你们将在历史正确的一方。
不幸的是，仍有一些国家似乎决心利用其任性盲目的证据逆潮流而行。
人们很容易认为，我们正在与俄罗斯就没有美沙酮，或与一些国家在该地区似乎无法扩大服务。有一些国家似乎仍然决心发动无为的毒品战争。
但是，我们别无选择，而只能继续我们倡导，抵住道德和政治压力，而最重要的出示证据。
我们只需看看我自己的国家，法国-在那里在吸毒者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二的新感染艾滋病毒的比例-知道是什么在起作用;要知道，作为母婴传播，我们几乎就能解决由于使用毒品而引起的艾滋病感染的传播。而不是通过找到一种干预或另一个干预，而是通过一套全面的针具和注射器交换，替代疗法，以及预防过量的注射的干预途径。
当然，令人震惊的证据，也是一个有力的工具。我前面提到过来自 Egger和其同事数据显示，今天开始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人的预期寿命可以延长20至40年，这取决于设备。这是一个好消息，但它是指的是非注射吸毒者。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研究结果还显示注射毒品使用者接受康逆转录病毒治疗者的预期寿命平均不到12年，这远远少于非注射吸毒者。这比任何证据更有力证明，我已经看到了最近关于缺乏应有的对注射吸毒携带艾滋病病毒者的关注，并提供有效和全面的医疗保健的丑闻。
我的第三个消息是，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政策设置，干预和讨论，更细致入微地了解的因素，将吸毒者的脆弱放在首位。往往在联合国关于艾滋病问题的文件，我们看列出得长长地所谓的"弱势群体" 的名单：男男性行为者，性工作者，囚犯，而注射毒品者往往在后面，虽然仅是使用毒品来源的脆弱性。在现实中，这些类别往往是重叠的，此种清单不能传达许多社会和经济因素，导致吸毒，药物依赖，贫穷，犯罪和被监禁。我们需要找到更好的语言描述吸毒人群和他们的脆弱性是多维的。
最后：关键问题是关于融资。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预防艾滋病毒在注射吸毒者间的传播，使用所需要的资源是与需要相差甚远的，也许只有200万美元到300 万美元用于减低伤害，每年可能占所有为艾滋病可用的资源的百分之一或二。
我也自豪地说，全球基金是全球最大减低伤害捐助者。接近1000万美元，现已投资赠款在减低伤害防止艾滋病的组成部分。东欧和中亚大部分地区，它几乎是唯一的捐助减低伤害者。但是，我对于全球基金秘书分析不是很满意，分析估计专门用于针具和注射器交换，替代疗法及相关教育的资源为25000万美元。这是不够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向全球基金委员会提议，要它考虑一些紧迫问题，对于从全球基金不断增加减低伤害资源的需求，要有一个战略性的讨论。我的同事们也和你们谈到，在需求调动战略上与你们一起工作。
我希望，我们共同努力，我们能够产生今年调动需求的战略，这不是全球基金秘书处自上而下的产品，但一些由全球基金和为其利益相关者，利用全球基金一切优势，其包容性模式和灵活的机会，来加强社区系统。
这一战略应该国际发展法组织（IDLO），开放社会研究所（OSI）和其他组织的工作相联系，来增加通过全球基金支持的项目获得法律服务。它应该支持吸毒者自己的组织，这样使更多的项目由他们自己设计，并由很少的项目是强加给他们的。它应该促使国家要求优先使得注射吸毒者，实际上寻找为他们自己服务的项目。它不应该忽视非洲，在那里迅速扩大非法药品的供应日益受到关注，并且早期干预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
我最后一句话，是对全球基金资源融资资格的关注。
很多人都正确地关注，俄罗斯减低伤害未来的计划。我一再表明我认为，如果有资格获得全球基金资源的基础主要是国内生产总值，那么事实上全球基金并不是在抗击流行病。虽然归根结底资格，是由对球基金理事会决定的，我将继续坚决地主张获得全球基金资格的标准，主要是流行病学的，而不是国内生产总值。
最后，请允许以一个简单的感谢来总结我的讲话。
你们的工作是最重要的，有时是最困难的，在全球卫生保健方面。
但同时，所有的你和你所代表的组织，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总之，你们所有的人以及你们所代表的组织，拯救了数万计的生命。
因此，对在维也纳每一步的后退，让我们采取两个步骤。
无论证据多么频繁的被拒绝。不管，我们被告知这实在是太困难了，这将无法执行，这是被禁止的。
我们必须要继续下去，以保持希望，保持斗争。
非常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