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海燕：
在上一个10年中，除了《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国发〔2004〕7号）强调了"公安部门要依法严厉打击卖淫嫖娼"外，中国政府新近颁发艾滋病政策文件（包括《艾滋病防治条例》、《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年)》和《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6～2010年）》）没有出现"打击卖淫嫖娼"的说法。这些文件强调了行为干预和安全套推广的工作。
国务院2010年底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48号）再次提出打击卖淫嫖娼的意见，我的意见是可以要求国务院成立卫生部、司法部、公安部、社会科学家和民间社会组织的多部门、多学科联合调查组，对长达将近30年的打击卖淫嫖娼来控制性病的政策或打击卖淫嫖娼对性病控制的影响进行一次评估，为政策或法律的修正提供科学依据。
从公共卫生角度，目前存在的问题有（全文参见附件我2008年8月份发表的文章）：
1、（女、男、跨性别）性工作者及其客人（卖淫嫖娼人员）作为"有易感染艾滋病病毒危险行为的人群"，受到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视，但是这种关注主要是基于公共卫生的考虑，基本限于疾病防治工作，而缺乏对性工作者的权利关注，缺乏对性工作者生存处境的理解，缺乏对性工作者的全面帮助机制。
2、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缺乏性工作者的主体性参与。性工作者经常是被忽略；在艾滋病防治工作者中，性工作者要么作为教育的对象，要么作为同伴志愿者，而很少参与艾滋病防治项目的计划和领导工作。在为数不多的相关性工作者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性工作者处于被动的地位。
3、中国政府曾经以打击卖淫嫖娼作为控制性病和艾滋病的主要策略，而现在虽然淡化了打击卖淫嫖娼作为控制性病和艾滋病的工具，而强调卫生工作者和同伴志愿者开展的行为干预工作，但是卫生工作并不享有优先地位，公安部门的打击行动并不因为良好的卫生工作而停止。公安部门的打击行动时常破坏卫生工作者在性工作者社群中建立的信任和社会关系。
4、中国新近的艾滋病防治政策强调娱乐场所提供安全套，要求洗浴场所必须放置安全套，并规定公安部门不能以安全套作为卖淫嫖娼的证据，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安全套让公共娱乐场所的性行为不再能够隐晦或隐藏。因为担心公安部门查抄，娱乐场所经营者时常不原意公开放置安全套，不支持社群工作者在场所内开展工作。不放置安全套，娱乐场所老板一方面可以装着不了解客人的行为，从而规避法律责任，一方面公安部门也难以抓获性行为（包括卖淫嫖娼）的证据。
5、中国卫生部门注意到公共娱乐场所的性行为（包括卖淫嫖娼），为艾滋病防治工作，制定了一些面对现实的政策，在娱乐场所推广安全套和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而中国公安部门也注意到娱乐场所的性行为，特别是卖淫嫖娼行为，但却坚持依照现有法律予以打击的态度。卫生部门淡化了通过打击卖淫嫖娼控制性病和艾滋病的立场，但却没有争取到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优先地位，没有让艾滋病防治工作成为一个优先于法律行动的特殊领域，也就是说，在提供良好艾滋病防治工作，推广安全套，制定娱乐场所行业规范，严格要求性工作者和客人行为规范的情况下，公安部门不能介入调查和打击娱乐场所的性行为（包括卖淫嫖娼）。
6、因为公安部门的打击政策，导致娱乐场所的性安全工作处于一个晦涩的状态。娱乐场所的性问题不能公开得到讨论，娱乐场所内有性行为，并产生后果，却缺乏性的教育。中国缺乏一个协调良好的、总体性的关于娱乐场所性行为和卖淫嫖娼的政策。
7、中国政府缺乏一个有力的娱乐场所安全套推广计划，包括：1）政府提供的安全套很少，2）政府提供的安全套存在很多质量问题，往往不能为娱乐场所使用，特别是缺乏被男男同性恋者群体接受的安全套；3）对娱乐场所安全套发放工作，缺乏具体规定，缺乏量的规定，安全套推广成为空话。
万延海
《第三届北京红丝带论坛之行随笔》
文：叶海燕
第三届北京红丝带论坛昨天下午结束了。我发了会议回执，都没有收到回复，担心会吃闭门羹，结果到了会场才发现是自己小人之心了，会务对我们非常热情，对感染者也没有任何嫌弃与不满。不论是否受邀，他们都一并热情对待。这让我非常欣慰，北京红丝带论坛终于正确地站到了弱者的立场。没有耍官方派头。
这个红丝带论坛之前其实还有一个小范围的预备会议，听说有一些河南的感染者参加了，但我并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听说会议是讨论感染者赔偿的。但我的法律知识不够，就没有做太多的关注，我想这是律师和专家们的事情，我给不了多少有价值的建议。而这次会议也是同样的议题，就没有打算去北京。
后来在东珍的培训会上，听说国家五年行动计划没有正式发布，还在最后修订期。我这才临时决定去北京，把倡议将"打击卖淫嫖娼"从国家防艾政策方针里删除的信息，带到北京红丝带论坛。希望在五年行动计划里面，能去除这样歧视性的语句。
"打击卖淫嫖娼"是一个公共治安手段，与公共卫生是没有关系的！
我没想到，有许多农村感染者也接到消息，来到了北京。
在新北纬饭店门口，河南一位病人，张大姐看到我，感觉像是终于遇到了自己人一样的放心，"太好了，海燕，你也来了？"
这三个病友，我在12，1的时候认识他们。"怎么你们也来了？"但这次会议主办方早就提前公布了，不负担路费与住宿。
我告诉他们，这次主办方是不提供住宿与路费的，她说，"小来哥叫我们来的，我们也想听听。"是的，这是她们的事情，他们有充分的知情权与话语权。
同事告诉我，她是女性抗艾网络的，她们在会议上，有安排。我就告诉张姐，赶紧去找抗艾网络的朋友，跟她们会合。另两个男性就赶紧去找地方住，会明天开始。
我本来准备在外面住的，可同事一定要拉着我回北纬饭店拼房。他说他出一半，我出一半。我只用付两百。可我在外面看的房间才一百多。我不同意。可他一定要拽着我回来，说在这里住方便。
回到酒店后，张姐他们三个人也在新北纬饭店大厅。我在开房的时候，他们走到我身边，张姐十分为难地看着我。"海燕，我其实不是抗艾网络的，路费我们可以处理，住的问题，你能不能帮我解决解决？"
我一下愣了。因为我自己身上的钱也不多，我这次来也是自费的，都找了两个机构支助我路费，我才能出来。
同事问"是谁让你们来的，你让谁给你们解决。"张姐说，"XX还没有来。"
我对张姐，"这个事情，我不能揽下来，12。1的时候，当局也以为是我组织你们来的，是谁叫你们来的，你找谁解决好吗？我真的不能管这事。等下主办方以为是我带人来搅局。"
同事就拉着我上楼了。
回到房间之后，我心里很不安。
你知道，他们就是农村人那种打扮，在这个四星级的酒店里，那么容易被人家注意，被人家歧视，特别他们现在茫然无助。我不顾同事的劝，跑下楼，想看看他们住的问题解决没有。
一下楼，他们还在大厅，而且，喜梅刚好到了。她身边也带着新蔡的几个人。
喜梅是抗艾网络的，我知道。我就问喜梅，干嘛把他们也带来，喜梅说是谁谁叫他们来的。我想，既然是有人叫他们来的，可能住宿就没有问题了。
其中一个同事开好房间，他是被邀请的。他把大家都叫到他的房间休息，等待另一个人来安排他们的住宿。
我到房间抱怨了一下，"既然把人叫来，就把人安排好！这算什么事？"
同事也委屈地说，"又不是我叫来的，我叫来的人，我负责！"
我指着临颖的三个病友，再加个新蔡一个新来的病友，对他们说，"你就跟着这个XXX，让他给你们解决。"
毕竟我那位同事是做感染者工作的。也是他们的老乡。把病友交给他，是理所当然的。
我就安心回我的房间了。
晚上，天津的宝义说，一起下去吃饭吧。说艾协的自助餐很好吃。
说实在的，我一直没有跟艾滋病草根最高组织艾协有过接触，虽然认识罗枚老师，但考虑到我几次在会议上的发言，还有没有受到邀请的事情，心想，他们可能是不喜欢我的。我就一直没有主动跟他们联系。
我是自尊心很脆弱的人。
文：叶海燕
第三届北京红丝带论坛昨天下午结束了。我发了会议回执，都没有收到回复，担心会吃闭门羹，结果到了会场才发现是自己小人之心了，会务对我们非常热情，对感染者也没有任何嫌弃与不满。不论是否受邀，他们都一并热情对待。这让我非常欣慰，北京红丝带论坛终于正确地站到了弱者的立场。没有耍官方派头。
这个红丝带论坛之前其实还有一个小范围的预备会议，听说有一些河南的感染者参加了，但我并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听说会议是讨论感染者赔偿的。但我的法律知识不够，就没有做太多的关注，我想这是律师和专家们的事情，我给不了多少有价值的建议。而这次会议也是同样的议题，就没有打算去北京。
后来在东珍的培训会上，听说国家五年行动计划没有正式发布，还在最后修订期。我这才临时决定去北京，把倡议将"打击卖淫嫖娼"从国家防艾政策方针里删除的信息，带到北京红丝带论坛。希望在五年行动计划里面，能去除这样歧视性的语句。
"打击卖淫嫖娼"是一个公共治安手段，与公共卫生是没有关系的！
我没想到，有许多农村感染者也接到消息，来到了北京。
在新北纬饭店门口，河南一位病人，张大姐看到我，感觉像是终于遇到了自己人一样的放心，"太好了，海燕，你也来了？"
这三个病友，我在12，1的时候认识他们。"怎么你们也来了？"但这次会议主办方早就提前公布了，不负担路费与住宿。
我告诉他们，这次主办方是不提供住宿与路费的，她说，"小来哥叫我们来的，我们也想听听。"是的，这是她们的事情，他们有充分的知情权与话语权。
同事告诉我，她是女性抗艾网络的，她们在会议上，有安排。我就告诉张姐，赶紧去找抗艾网络的朋友，跟她们会合。另两个男性就赶紧去找地方住，会明天开始。
我本来准备在外面住的，可同事一定要拉着我回北纬饭店拼房。他说他出一半，我出一半。我只用付两百。可我在外面看的房间才一百多。我不同意。可他一定要拽着我回来，说在这里住方便。
回到酒店后，张姐他们三个人也在新北纬饭店大厅。我在开房的时候，他们走到我身边，张姐十分为难地看着我。"海燕，我其实不是抗艾网络的，路费我们可以处理，住的问题，你能不能帮我解决解决？"
我一下愣了。因为我自己身上的钱也不多，我这次来也是自费的，都找了两个机构支助我路费，我才能出来。
同事问"是谁让你们来的，你让谁给你们解决。"张姐说，"XX还没有来。"
我对张姐，"这个事情，我不能揽下来，12。1的时候，当局也以为是我组织你们来的，是谁叫你们来的，你找谁解决好吗？我真的不能管这事。等下主办方以为是我带人来搅局。"
同事就拉着我上楼了。
回到房间之后，我心里很不安。
你知道，他们就是农村人那种打扮，在这个四星级的酒店里，那么容易被人家注意，被人家歧视，特别他们现在茫然无助。我不顾同事的劝，跑下楼，想看看他们住的问题解决没有。
一下楼，他们还在大厅，而且，喜梅刚好到了。她身边也带着新蔡的几个人。
喜梅是抗艾网络的，我知道。我就问喜梅，干嘛把他们也带来，喜梅说是谁谁叫他们来的。我想，既然是有人叫他们来的，可能住宿就没有问题了。
其中一个同事开好房间，他是被邀请的。他把大家都叫到他的房间休息，等待另一个人来安排他们的住宿。
我到房间抱怨了一下，"既然把人叫来，就把人安排好！这算什么事？"
同事也委屈地说，"又不是我叫来的，我叫来的人，我负责！"
我指着临颖的三个病友，再加个新蔡一个新来的病友，对他们说，"你就跟着这个XXX，让他给你们解决。"
毕竟我那位同事是做感染者工作的。也是他们的老乡。把病友交给他，是理所当然的。
我就安心回我的房间了。
晚上，天津的宝义说，一起下去吃饭吧。说艾协的自助餐很好吃。
说实在的，我一直没有跟艾滋病草根最高组织艾协有过接触，虽然认识罗枚老师，但考虑到我几次在会议上的发言，还有没有受到邀请的事情，心想，他们可能是不喜欢我的。我就一直没有主动跟他们联系。
我是自尊心很脆弱的人。
在宝义的鼓励下，我还是跟着他下楼了。
一下楼就发现，病友们都在，建民，聂立生，根花都来了。三桌已经坐满了。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叫董雪，亲热地招呼着大家。我们跟艾协的李老师一起，单独开了一张桌子。
这小姑娘忙着招呼病友，真正懂事，又热情。她的言谈举止，就像跟病友是亲热地一家人似的。而且这小姑娘看起来是那么朴实，真实。对每一个人都很关切。
因为有一些人是没有受邀的，当他们拿出签到表时，我看到我的名字在里面，那是发过回执的人，可还有很多农村的病友，是没有发回执也没有报名的。这时候我有点担心，"是不是这些病友，就不能在这里用餐了？"
可我这个担心也是多余的！
艾协的李老师非常体谅地说"他们好多病友在农村，没有电脑，也没办法上网，所以，发不了回执。没有问题，我们有空白的表格，再签一个就是了。"
我当时好感动了！
这样感觉，艾协真像是病人的娘家人！不管怎么样，总会有口饭吃的！不会拒之门外！
这在政府部门，可是找不到的感觉。这才是NGO应该有的样子，对吧？
在吃饭之前，我把喜梅叫到房间。
先了解她个人的情况，再了解跟她同行病友的情况。当时我就建议喜梅，"喜梅，政府答应给你生活费的问题，解决了吗？"
她说，"已经开始领了。"
那房间的问题给解决吗？她说，"给解决。"
如果政府既给了解决了赔偿，又给解决房子和生活费，你觉得可以吗？
她笑着说，"可以。"
"那为了你自己着想，你就不要在会上激烈发言了，因为你的问题，正在解决之中，其他人有问题要反映，你让他们去反映问题。如果政府已经跟你达成了协议，正在努力解决你的问题，你又在大会上批评政府，可能会让政府反感你，把你现在的优惠政策取消，你怎么办？"
不错！
是我在给喜梅做维稳工作。我不喜欢她一个这么孤伶的女孩子，加入这样的战斗，她应该过稳定的生活。因为，她的未来，输不起。
吃完饭之后，我又把马建民与聂立生叫到房间，我也告诉他们，"其他人我不管。因为你们三个是小组负责人，如果你们认为，对政府正在进行的调解，比较满意，就不要在会上，让当地政府难堪，影响你们接下来的沟通。因为这是一个讨论赔偿细则的会议，既然政府已经打算赔了，我们就再等等。要批评政府，要发出抗议，我们的机会多的是，12。1可以来，平时也可以来，但这个关于赔偿细节的讨论，我们一定要让他顺利地进行下去，一定要尽早达成赔偿的愿望！"
建民与立生，都同意我的说法。
给他们三个人做了"维稳工作"之后，我就放心了。只希望一切顺利达成，最好明天立刻说好赔多少钱，什么时候赔。
我是主张达成赔偿的。因为没有一个病人能承受疾病与贫困的双重折磨。
下午，大家聚在大厅里，仍然在解决房间的问题。我想找个机会跟妙觉聊一下天。因为我的好多立场，她并不清楚，她有一次邀请我去爱知行，我都没有去。
12．1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不是一个尖锐的人。我必须为了病友，圆融。我跟孙的立场已经严重出现分歧了。也许，都是这样，走着走着，就发现，不能走到一起了。
我告诉妙觉，我跟老万的立场，是不一样的。我要跟爱知行拉开距离，所以我没有答应去爱知行。我认为，把话说清楚，是负责任的行为。因为这世界允许不同见解。
我不同意老万的原因，是我不能接受他的不合作态度。主要是因为联席会议的事情。第一件事是我在联席会议任轮值主席提倡改革，重视新媒体与宣传的作用，却遭到他的反对，可我走之后，他主抓的就是新媒体。
为什么同一件事情，我做时，他要反对？
第二件事情是，之前，UN答应，支助联席会议，只需要出一个项目计划书，他们希望看到长远的战略规划，可这件事情，他一直不怎么上心。联席会议没有拿到这个支助。
第三件事，是今年的联席会议年会，UN答应，如果在北京开会，他们愿意出面协调安保。听说也是被老万拒绝。
我个人认为，老万对别人是有道德洁癖的。他认为大部份机构都不在他合作的考虑之列。
他一直稳稳占据道德最高点，他可以清高寡欲，可联席会议这么多人他考虑过没有？这不是一百多个人的生存问题，这是一百多个组织的生存问题。
难道所有的人都是非正义的，唯有他才是正义的？
在东珍的帮助下，联席会议完成了年会，东珍的人权培训太棒了！他们耐心地坐下来，教大家什么是权利，这不是一种更扎实的方式吗？这不比发声明，发抗议，发微博更踏实吗？
第四是因为老万"一跟政府合作就是背叛"的推理，让我受不了。似乎我们这些人，一跟政府的人走近，就没有人品，人格了。
妙觉不断在替他解释，但这些解释是没有用的。
孙带着孩子来了，大家都在大厅里。其实12。1的时候，我就对孙一肚子意见了。但我没有时间跟他沟通。
主要是因为他和另一个同事一样，对病人都失去耐心和同情心了。当然，我的要求太过份了，毕竟他自己也是受害者。
可我也不能接受他做事的方式。
他满口这也不管，那也不管，如果这也不用管，那也不用管，我们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何在？我们帮不了病友去消除疾病的痛苦，我们不能给病友现金解决生活困难，如果我们再不管病友生活上的一些小事，我们还能管什么？
我认为应该从小事上关心大家。而我就是一个做小事的人，我做不了大事。
当他提出来要跟我睡一个房间的时候，我立刻拒绝了。
我不想再背黑锅了。
妙觉立刻帮我说明，"不要了，她是要跟我们撇清关系。"
我心里说，"是的，虽然这话有点难听，但确实是这样的。"
第二天，在吃早餐的时候，我跟喜梅坐一个桌子。跟他们在一起闲聊着，他们说起了女性艾滋病人因为生活困难，帮别人收帐的事情。我说，这个不好吧？这会让社会上的人，越来越歧视，咱们病人。病友们说，"不好啊！谁都知道不好，但没有办法。"
赔偿是急切，是急迫的。不要让疾病与贫困，把病人都逼成犯人，逼得病人走上冒险的路。
开幕式了！
在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时，田喜走到主席台上，双腿跪下。
"请政府不要再整我了！我田喜不是反政府的人，我只希望替自己讨回公道，拿到赔偿，安安心心过自己的日子，我现在都不敢回家了，请你们不要再迫害我了！"
田喜妈妈也陪孩子一起在主席台上哭。会场的气愤一下子变得悲凄，在田喜的感染下，一些病友也开始跟着哭泣.....主持人非常得体地把握了会议的时间，会议正式开始。
这是一个感染者的会议。
我选择低调，应该把更多机会让给感染者。
上午是律师，官方代表们，专家门讲了国家政策与赔偿的细节。没有提问环节，因此我们没有发言机会。
我知道，官方代表一般都是上午就直接离会的。国家卫生部的一个叫夏刚的处长发言之后，我就走到他的位置边，把我的倡议书递给他了。当然，不知道他是否重视了，但不管怎么样，我的诉求表达上去了。他应该要考虑一下吧？
一上午平淡，下午开始有提问环节。
在休息的时候，我收到不少小道消息。"田喜可能要来闹场子....""河南感染者可能要追究责任，他们讨论了方案......"
看来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我心说，"这可是感染者自己的会，你们可不要自己把自己的会给搞砸了，再开一次这样的会，可不容易！"
但我处在中间，是一定很尴尬的，在这件事情上，我没有半点发言权！我代表不了任何一个感染者！
因此，我选择了逃避，下午，我没有参会，直接去打印跟性工作者相关的权益文件。
三点多钟，我回到会场。
讨论非常激烈，但让我意外地是，不是河南病友的声音占了上风，而是血友病人一直在激烈地表达诉求。河南跟河北，都没有动静。我很奇怪。后来，同事告诉我，"不是不说话，是没有排到麦。"
我转到会场外，问田喜干嘛不说话，田喜笑笑，我不说！我说你为什么不说，有机会说话的时候你又不说。他反问我，"你跑了那么多地方，为河南人做了那么多事，你怎么在会场上一句话都不敢说。"
我说我不敢，"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万一我说错了一句话，病友们还不把我撕碎了。"
这是关系到病人，多么重大的事情，谁敢代表！谁能代表？！
我回到会场，听大家的发言。
这时候，田喜走到我身边，提了两点看法，让我代替他发言。我这才举了手。在排话筒的时候，贾平说，"你不是感染者，你排到后面。"
我必须接受。
我排在朱龙伟后面，说完了田喜的看法，我赶紧结束，希望把时间留给更多的感染者。
这个时候，我非常欣喜地发现，临颖的感染者，坐在前排，反映他们当地的问题了。临颖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必须在会上给他暴一暴光。但听了一段之后，我不得不说一句实话，病友们的发言，都是表达自我心声的，并且强调在卖血跟输血问题上，他们的发言，远不如律师们专业。他们能给大会一些建设性的意见。而且，病友总会把发言时间拖得很长，他们没有考虑，应该给别人多一些发言的机会。而且，发言时，同一问题喜欢重复。他们还不懂得发言权的重要，不知道怎么去让更多声音发出来，他们只是有强烈的表达愿望，但大会主持人，又不好意思打断大家。
时间是这么紧迫，关键的议程，其实都过了。
到了晚上，病友的住宿又成为一个问题，他们几个几个在一起讨论返程的车票找谁报销，说是某人答应给他们报销，现在又不报销了。特别是禹州的病友，在会场上跟我说起自己的家庭困难，一把鼻涕一把泪，说自己是借钱来北京的。
本身她是个单亲的病友，38岁的时候，老公死于艾滋病，现在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经常发病，一住院，孩子就没有人照顾。现在孩子被歧视，学校都不肯收孩子，孩子上学成了问题。旁边的汪姐也是跟着抹眼泪。她也是单亲的家庭，去找了四个工作，用人单位歧视她是病人，不雇她，她找不到工作，如何生存？
我说，"好吧，这样。他们不管你们的路费，我给钱你们回家。"
这时候，新蔡也有病友说，路费没办法解决，漯河也说困难。说对方只肯报一个人。
我答应支助漯河的两个病友，让他们其中一个去找当初答应支助他们的人。因为这个地方的病友刚出门，确实生活困难才出来的。其他的，建民，立生他们都成熟了，我完全不用替他们操心的。
但我身上也没有多少钱了。
我这次到武汉，是找东珍赞助的，从武汉到北京，是找天津友爱赞助的。然后从北京到广西，是找另一个机构赞助的。我不知道方便不方便说出来，暂时不提他们的名字。
我也是困难户啊。
但我想，如果她们确实没有人管，我绝对不会坐视不理。先让答应承担的人承担吧，没有人管的时候，大不了把女权基金的钱拿出来支助她们回家。实在不行，还有联席会议，联席会议新任秘书长答应，让我去跟理事们协调一下，这点困难，应该帮。
晚上，同事一先想办法把大家的住宿解决了。因为有一些人是他邀请的。
所有的人，挤一挤，两个人睡一张床。沙发上再睡一个人。
结果有一些人的住宿是自己掏钱的。这地方贵，一晚上两百多。病友们都心疼！谁不是穷人啊！
他们都以为，会有机构赞助。因为不断有人告诉他们，晚一点再说，晚一点再报销。结果，钱不够。
到了第三天，会议进入讨论议题。其实这时候，相关的人员已经走得差不多了。上午是分组汇报。常坤汇报了感染者就业歧视。贾平汇报了输血感染者讨论的总结。接下来又是自由讨论环节。
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建设性意见了。会议再开下去，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只能当作感染者发出声音的一个平台了。官方的人已经不在了。
我开始鼓励禹州的，漯河，新蔡的病友发出自己的声音。下午，小汪就积极发言了，她的情况太困难了。接着，张姐也勇敢把她自己写的一封信念了。刚开始，她不敢上台，也不敢举手，让我帮她念，但我认为，还是她自己发出声音，会更有说服力。因此，鼓励她自己亲自上去。当张姐最后哭着对大会说："救救我们临颖的患者！让我们多活几天吧！....."，我也忍不住哭了，心口很难，想要忍住眼泪的感觉，很不好受。我想起了自杀的那个病友，一个人不得不放弃亲人时，用自杀地方式结束自己的一切时，这难道不让人痛绝吗？
这些声音，应该让那些应该就在不远处的某些政策决定者听到，看到！
接着我又来鼓动新蔡的，他们的问题是，病人多，集中，但福利太少，政府关心太少！
那个病友，想说话，她在纸上，写了一遍又一遍。可就是没有勇气。"说吧！这跟上访不一样。上访是政府不愿意看到的，但这是开会，表达自己的诉求，是很正当的。"
最后她慢慢坐到我附近的位置上，我看到她拿着稿纸的手在擅抖着。
让女人学会勇敢大声说话吧！请给她一个机会吧！等经历了这一次之后，她一定能够自由自主的表达。
当时，会议差不多接近尾声了，我走到主持人身边，请求她再给新蔡两个病友一点机会，这个主席台，对她们来说，是那样庄严而郑重，会让她们感觉到自己倍受尊重。我内心是多么感谢红丝带论坛，感谢齐小秋先生啊！
这细小微观处，更显大爱啊！
就是那么一点点抚慰，就是那么一点点温暖的支持，也许就能让病友度过一个舒心的春节，一次枯燥的北京之行，也许就因此变得活色实衬。
最后走的时候，临颖的病友向我告别，邀请我去他们那儿玩。但我当时急着去东珍开一个沙龙。跟他们道别之后，就去东珍了。
早上，喜梅来告诉我，勉强解决了回去的难题，我又给了他两百，不希望病友们带着不开心回家。如果小小的帮助，能解决他眼前的需求，这是举手之劳，理应主动。在会上，我也支助了禹州两个与临颖两个病友返程的车票。
对于红丝带论坛，我没有寄予很高的厚望！因为他不是一个议政平台！
但对于红丝带今天的去精英化的转变，以基层感染者声音为主导的立场，我是非常赞许的！我相信，为了这次会议，许许多多的人都做了努力，那些辛苦与委屈，是我们看不到的。而我们这些在基层工作的NGO，没有理由不支持，不理解。
感谢红丝带论坛，感谢艾协，感谢所有为了感染者权益而辛苦努力的法律工作室，作家，NGO，不管输血赔偿的问题是否解决，至少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是感染者的话语权，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与保障！
这是我希望看到的。
他们不是在寒风中的街头上访，而是在温暖的会议室里，有尊严，理直气壮地表达！
最后感谢那个果断做出决定的最高领导人，谢谢你给了弱者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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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道天下我为王，踏遍乾坤胆自狂。怒向须眉问真道，誓为红颜战八荒。 ――中国民间女权工作室（叶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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