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08/08/c_121825324_2.htm
贵州血浆站激减背后
20家血浆站缩减为4家引血荒忧虑，国内血液制品行业受冲击，将间接影响部分病人
贵州省卫生厅日前调整采供血机构设置规划，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20个单采血浆站削减为4个。
以“供浆”赚取收入的人群，例如深山苗寨的一些寨民，生活将受一定影响。但更大的影响，则是血液制品生产。
作为供血大省，贵州此举引发血荒忧虑。国内几家血液制品巨头在此次调整中受很大冲击，一些重要血液制品，例如血友病人必需的八因子，将更加紧缺。
专家认为，此次贵州调整血浆站，再次显现了血液制品的行业之困，并可能牵动到更大范围的公共安全问题。
贵州运行十多年的16家单采血浆站，8月1日全部停止采浆。
7月15日时，贵州省卫生厅正式发布《贵州省采供血机构设置规划（2011－2014年）》，根据该文件，贵州只在4个县设置单采血浆站。
此前，拥有20家血浆站的贵州，是全国的血源大省。据了解，全国共有单采血浆站约127家。
贵州的规划调整，让血液研究权威学者朱威忧心忡忡。朱威是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原所长、中国输血协会血液制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朱威介绍，贵州原料血浆供应占国内的30%。
原料血浆的供应，直接决定着血液制品的生产。而重要的战备物资白蛋白，常用于母婴阻断乙肝传染的乙肝免疫球蛋白，以及白血病人救命必需的八因子等血液制品，一直处于供应紧张的状态。
对于血液制品行业，血浆站就是命脉。此次贵州关闭16家血浆站，对于该行业造成很大冲击。血液制品供应紧张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
7月中旬消息发布后，以贵州作为血浆原料基地的企业华兰生物、天坛生物等上市公司股价大跌。此两家企业与上海莱士一起，被称为血液制品行业三巨头。
有生物制药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贵州省可能是出于“安全”和“政府形象”的考虑作出的决定。
调整
砍掉80%血浆站
“我们一直提心吊胆。但没有想到这么狠。”7月28日，一位不愿具名的贵州血液制品行业人士说。
贵州省卫生厅7月7日就曾发布采供血机构设置规划，提出只在息烽、开阳等10个县设置单采血浆站。
这意味着血液制品企业将失去一半的血浆站。
7月13日，贵州省卫生厅突然电话通知相关企业，暂停执行上述文件。
就在行业以为会有转机时，7月15日，贵州省卫生厅重新发布规划，单采血浆站只保留4家。
单采血浆站是利用分离设备把人体血液抽出后，分离出血浆，然后把其他红细胞等成分重新回注人体。而血浆则被采走，成为多种重要药品的基础原料。
“科学实验早已证实，严格按规定采浆，对身体没有任何影响。”朱威说。
他介绍，血液制剂是珍珠港战争爆发后，美国人发明的，以解决全血不便长途运输和长期保存的问题。是应对灾难或战乱的重要战略物资。血液制剂的白蛋白对于重大创伤病人、烧伤病人是唯一救命药。
曾经，单采血浆站是属于卫生系统的事业单位，血浆站有偿采浆，再高价转卖给血液制品企业。这也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
1996年，河南部分地区单采血浆站管理失控，造成大量艾滋病感染后，河南关闭了全部单采血浆站。
上述业内人士介绍，那之后，大量血浆站转移到了贵州和广西等地。
2006年至2007年，国家启动了血浆站改制，全部血浆站卖给血液制品企业。
彼时，贵州25家血浆站，有传染病风险的5家关闭，其余20家分别由华兰生物、黔峰药业（现改名泰邦生物）、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等几家企业收购。
根据贵州省卫生厅发布的规划，此次调整后，贵州只剩开阳、独山、普定、黄平等4个县设置单采血浆站。
血液制品巨头华兰生物在贵州的血浆站近乎覆没，由6家减为1家。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剩1家，贵州黔峰药业剩2家。
官方
“为了人民身体健康”
贵州省发布规划后，引发行业紧张。上述业内人士介绍，目前贵州一些经销商、医院开始抢购血液制品。
媒体分析认为，关停血浆站的影响将在明年充分显现。对于患者来说，血液制品将更贵更难买。
7月28日，贵州省卫生厅办公室一名黎姓副主任说，按照卫生部《采供血机构设置规划指导原则》，单采血浆站三年调整一次规划。贵州此次是根据相关法规的正常调整。
对于调整幅度为何这么大，黎称是“为了更好维护贵州人民的身体健康”。
据了解，按行业惯例，官方关停血浆站，通常是因存在隐患或区域内出现传染病症。黎副主任否认出现传染病。对于记者追问是否有“供浆”人群出现身体健康问题，他拒绝回答。
综合媒体报道，贵州血浆站近些年有违规采浆行为出现，存在降低供浆员标准、跨区采浆、频采、超采等行为。
“各地领导都很怕，担心出现传染病。贵州是供浆大省，这里的领导更怕。”上述血液制品业内人士分析认为，领导意图是贵州大量砍掉单采血浆站的原因之一。
这名人士认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因传统观念，单采血浆常被贴上“卖血”标签，“卖血”又被认为是贫穷落后的表现。
上述业内人士说，贵州不久前调整了主要领导，“新来的领导认为采浆产业对本地经济贡献不大，还影响贵州的形象。”
贵州省卫生厅办公室黎姓副主任介绍，此次规划是根据贵州省委省政府决策作出，并报卫生部备案。
行业
陷入血荒忧虑
血浆供应紧张，是长期制约血液制品生产的主要因素。
国内一家血液制品企业的负责人称，此次贵州砍掉16家浆站后，国内50%的乙肝免疫球蛋白，70%的八因子产量将消失。
据介绍，凝血八因子是目前治疗血友病的惟一有效疗法，2007年来就一直紧缺。
“这是牵涉到国家重大决策的事情。现在卫生部和工信部都很着急。在紧急协调。”上述企业负责人称。
他介绍，当年企业收购单采血浆站时，国家九部委文件明确规定收购包括“采浆权”在内的无形资产。企业与贵州省签的合同也是包括“采浆权”在内的30年产权。“现在我们只用了4年了，就被关闭了。”
8月2日，朱威提出，地方政府擅自关闭血浆站涉嫌违反《物权法》。并且根据国务院208号令，血浆站设置权在卫生部，除非严重违规或发生传染病，任何一级地方政府无权擅自关闭。对此，贵州省卫生厅未作回应。
在朱威看来，这是一场“公共安全危机”。
他介绍，2007年血站改制调整后采浆量下降，八因子断货，十万血友病人面临死亡威胁，引起国家领导人重视。他判断3个月后八因子将再度严重短缺，“到时肯定要死人的”。
朱威介绍，中国血液制品行业每年需原料血浆7000吨，但一直缺口很大，去年只采到4800吨。
“我们过去对公众的科普宣传一直不够。”朱威认为，许多地方领导对血站采血还懂一点，但对采血浆和血液制品行业并不了解。这是行业目前遇到的最大问题。
最后的“血寨”
一个靠“卖血”维持家庭开支的贵州苗寨的生活图景
7月26日，贵州省贵定县，潘德江站在岩脚寨小学门口等待拍照，他有点局促不安。他穿着10块钱买来的解放鞋，挽着裤腿，旧衬衫上有汗渍和污垢。
“我穷成这样，都不像个老师，还是别拍了……”潘德江说。
他是这所小学的校长。
另一名老师潘德禄建议把学校的五星红旗拿出来，以使他们更像教师。于是，这所学校仅有的两名老师一左一右展开旗帜。
烈阳下旗帜鲜红如血。
数日前，两名老师刚刚去血浆站“供浆”，各得款170元。当地人直呼供浆为“卖血”，这应是他们数年卖血生涯的最后一次。
7月31日之后，血浆站将关闭。
随着血浆站关闭，潘德江可能再度出去打工。 “我现在一念之间，决定学校存亡。”
学历最高的人
高中读了半年的潘德江，迄今为止还保持着寨子里的最高学历
39岁的潘德江迄今为止还是岩脚寨学历最高的人。
岩脚寨因地处一堵巨岩之下而得名。现在寨子合并到森山村，成为一个自然村（大队）。
队长潘德洲介绍，这个苗族寨子建于明朝，迄今400多年了。全寨人都姓潘。
岩脚小学则建于民国年间，迄今也快百年。但小学从没来过一位“正规”教师。
“太偏僻了，报酬也低，正规老师都不愿意来。”潘德江说。
古寨过去没出过秀才，现在也没出过一个大学生。
潘德江读了半年高中，成绩好但交不起一学期175元的学费，1990年辍学回家，成了岩脚小学的代课教师。从此保持着最高学历。
教到1995年，工资最高涨到每月80元。“当时年轻，心花。”潘德江去广东打工了。
在广东打工6年。潘德江说有家工厂准备把他招为正式工。但他是独子，父母年纪大了，按照苗寨传统，他得回到父母身边尽孝。
潘德江2001年回到岩脚寨，继续当代课教师。工资依旧是每月80元。
这一年，第四个孩子出生。潘德江说，生完两个孩子后，老婆唐淑芳结扎了，手术没做好，后来超生了老三。2001年他又去结扎，还是手术失败，生了老四。
乡政府不管“手术意外”，罚款7000元。
此时，寨子里已经有几十个人去龙里县“卖血”。按照国家《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采浆实行区域管理，不得跨区采。岩脚寨划在龙里县。
唐淑芳也跟着大家去。
“当老师亏本。”潘德江说，到2009年，他多年打工的积蓄用光了，4个孩子也陆续上学。他也跟着老婆去卖血。
第一次卖血，在县城碰到高中同学和老师。“他们有的当老板了，有的在县政府当干部。”潘德江硬着脖子说，“来卖血”。
师友们都连忙说“好的，好的，没什么”。大家很热情，请他吃饭。
“当年我成绩比他们好，现在混到卖血，我知道其实他们心里是看不起的。”从此去卖血，潘德江小心躲避熟人。
“为了这个民族卖血”
潘德江说，孩子们多读点书，有了文化才敢到外面去竞争，这样这个民族（海蚌苗）才有地位
潘德江是寨子里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人。
每天早上5点半，他起床去山上割草，背回家喂饱牛马后，8点上课。下午4点半放学后，再下地干活。
潘家6口人，3亩水田。前些年寨子外出打工的人多了，一些人家的水田丢着不种，潘德江“捡”了3亩。夫妻俩种了6亩田。
2008年开始，潘德江的工资涨到280元，但半年发一次。
妻子唐淑芳算了一笔账，家里稻米只够口粮和牛马猪的饲料。苗寨人情礼往花销重。四个孩子三个读初中，一个小学，生活费和交通费加起来每月要500元。
潘德江和妻子每月去卖血两次，除去80元路费，可得600元。他说这笔钱维持了目前4个孩子读书。他的工资则主要维持家庭基本开支。
潘德江说他也曾想过再出去打工。早些年他学会了泥瓦工手艺，每天可挣100多元。但如果他离开，学校就要垮掉。
岩脚寨苗人是苗族中一个叫“海蚌苗”的分支，使用的也是一种独特苗语。
岩脚小学现在开设一到三年级，60多个学生全是本寨苗族子弟。潘德江说，这些孩子从小说苗语，不懂汉话。他在外打工时，低年级孩子曾直接送到山 外中心小学读书，因听不懂汉话，成绩全部垫底。只好一直留级，到了6年级都已十五六岁，纷纷辍学。“这也是我们这里多年没有孩子把书读出去的原因”。
他和潘德禄从一年级开始教孩子们拼音和本地汉话方言，二年级开始教普通话，到三年级能掌握基本汉字。然后再送到山外去读书。“起码保证了我们的孩子在一个起跑线上”。
“我是为了我们这个民族，哪怕卖血也要把学校维持下去。”7月26日，潘德江哽咽了。
“我去县城卖血，坐在公交车上，外面人嫌我们卖血的脏，随意呵斥我们起来。我们不敢说一个不字。因为我们没有读书，没有本事。别人看不起。只有我们的孩子多读点书，有了文化才敢到外面去竞争。这样我们的民族才会有地位”。
无经济能力的古寨
农闲时，寨民的唯一生财之道是挖“三角叶”，“漫山遍野跑，一天能挣10多块”
岩脚寨离贵定县城50公里，离相邻的龙里县城45公里。
7月25日，记者跟随刚从龙里县单采血浆站出来的30多个村民，搭乘一辆长途汽车，在如同搓衣板的山路上颠簸了3个多小时，抵达山脚。下车后，爬山1个多小时，进入山顶苗寨。
凡平缓的地方，都垦了田。寨子挤在陡仄的山坳里，混杂着马粪味道和鸡鸭鸣叫。
整个寨子，是数百间以木板青瓦搭建的土房，几座白墙平顶的水泥房点缀其间。许多房子已住超过三代人。
偶尔可见到一两个电视卫星接收器。这里没有固定电话，手机很少，信号微弱。
在纪录片里作为中国奇观的苗岭梯田，在这里一样让人震惊。在岩脚寨旁边，坡势稍平缓的山脊上，一弯弯狭长的梯田从山脚一直绵延到山顶。
潘德洲说，这是寨子赖以生存的全部土地。
寨子人均只有4分田。潘德洲说，只够口粮。
苗人经过世代迁徙，现在住的普遍是地势险恶的高山，土地少，交通不便。潘德洲说，寨民们没有能力搞大规模养殖，普通人家最多能养两头猪，到了年底，杀一头维持一年的肉和油，再卖一头。牛和马用来耕地和从山下驮运物资，没有变卖的可能。
岩脚村山后有煤，但交通不便，没有大规模开采。唯一开采的几座小煤窑也是外面老板垄断了。
农闲时，寨民唯一的生财之道是上山挖一种叫三角叶的药材。挖的人多了，三角叶也越来越少，“漫山遍野跑，一天能挣10多块”。
潘德洲介绍，全寨80多户，400多口人，劳动力280人，其中100多年轻一点的在外打工。留在家里的，有约100人去卖血。其中有十多户夫妻俩都卖血。
最早的“卖血”人家
“穷得卖血”曾是嘲笑人最厉害的话，潘德宽夫妻靠卖血，供两个孩子已读到初中
潘德宽是寨子里最早的卖血人家。
潘德宽的父亲潘祖历说，他父亲兄弟多，分到他家时，只有1亩多一点水田，7分坡地。全家5口人，依赖这点土地不够温饱。到现在粮食还不够吃，每年春荒还需要买米。
十多年前，卖血在寨子里还是件耻辱的事。但潘德宽和妻子杨大妹还是去了龙里血浆站卖血。
潘祖历说，潘德宽没文化而且“反应有点慢”，没法出去打工。
潘德洲说，一开始，“穷得卖血”是嘲笑人最厉害的一句话。但潘德宽夫妻靠着卖血，供两个孩子已读到初中。
慢慢的，大家发现潘德宽夫妻身体也没出现什么毛病，于是越来越多的村民跟着卖血。
现在每“供浆”一次（600毫升）可得报酬170元。去龙里县来回路费20元，净得150元。按照采浆管理办法，每14天采一次。夫妻两人每月可得600元。
“往年我们这里没有卖血，如果遇到家人生病或者有紧急用钱，唯一的办法就是扛一袋米去卖。但每个家庭如果卖米超过100斤，一年的口粮就危险了。”潘德洲说。
一次供浆相当于节省了100多斤米，在寨民眼里，这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
岩脚小学教师潘德禄和妻子也是寨子最早的卖血者之一。
2001年，潘德禄开始卖血。其间他出了次车祸，体重下降到不足100斤。按采浆管理条例，他失去了卖血资格。妻子杨延兰又接着去卖血。
休养了两年，身体刚恢复到100斤，潘德禄又接着卖血。
7月26日，身高1米53的潘德禄挥着铁锤在烈阳下砸石头。他要盖房。目前他家住着全寨最破烂的房子，一座半面依着山坡搭的小棚户。
去年，大女儿潘秀娟辍学去浙江一座袜子厂打工。潘德禄劝女儿读书，17岁的女儿说，“家里穷成这个样子，我出去挣钱帮你盖房”。
女儿去年拿回了1万多元。潘德禄想用这笔钱把地基先搭起来。
听说血浆站将关闭，潘德禄有点不愿相信。他说如果不能卖血了，老大寄回来的钱就得用来供她弟弟妹妹读书，“我的房子建不起来了”。
“血寨”的未来
15岁的潘承金有更大的梦想，他希望能成为寨子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
7月25日，潘承武从龙里血浆站走出来，一只胳膊蜷起来。这是供浆员的“招牌动作”，抽完血的胳膊需要压迫血管。
刚刚抽完600毫升血浆，潘承武一刻没休息。他一言不发，蜷着胳膊，挎着一只老布袋子穿越龙里县城，赶乘回家的车。
在这座县城，人们对这种蜷着胳膊的山民，称呼为“苗族卖血的”。
25岁的潘承武没心思理会异样的目光。
他是一个9个月大的孩子的父亲。路上，他花3元买了一碗米粉吃了。又花了4元买了点西红柿，带回家给妻子做蛋汤。刨去路费，还剩143元。
再给儿子买一罐奶粉、一包纸尿布，钱就花干净了。
潘承武是寨子里最年轻的卖血者。这是他第四次卖血。
5月份，儿子得了场感冒，家里一点积蓄耗尽了。在邻居介绍下，他跟着去卖血。
1998年，初中读了半年的潘承武和寨子里大部分少年一样辍学。回家帮父亲干了4年农活后，2002年到宁波打工。
今年21岁的妻子是打工时认识的。他们没领结婚证，没办酒席，就住到了一起，生了孩子。
这在过去是无法容忍的。上世纪70年代末他的父亲潘德科结婚，花光350元积蓄办了场隆重的婚礼。
“那时不结婚不能住在一起。”潘德科说。
潘承武说，现在寨子里三分之二的年轻人都这样，“感情好就行”。
外面世界的观念和生活方式，日益渗透进这个深山小寨。小两口现在给儿子用的是纸尿布，为了省钱，他们把尿湿的纸尿布晒干再用。
“卖血这点钱能救急，但是肯定富不了。等明年孩子稍微大一点了，放在家里父母带。我们还要出去打工。”潘承武说。
他希望打工存钱，将来让儿子多读点书。
对于搬出苗寨，他依旧不敢奢望，“在外打工十多年的还是回来了。外面的房子靠打工一辈子也买不起”。
15岁的潘承金则有更大的梦想。
他今年读初二，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还写一手好字，刚拿了学校书法比赛一等奖。
他的父母也是卖血者。潘承金曾一度相信“读书无用”。但寨子里和他年纪相仿的伙伴打工后，带回来的不是花花世界，而是电话里诉说苦和累。
潘承金开始发奋学习。
“我们只有读书才能走出去。读书怎么都有用。”他说。他希望能成为寨子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
他的小本子上写着：“寒冰不能断流水，枯木也会再逢春。”
校长潘德江感到欣慰，通过这些年的努力，从岩脚小学送出去的孩子，有好几个在当地的中心小学和乡里初中，成绩都名列前茅。记者 杨万国 贵州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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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Schue
赶牛的老农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