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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17 | 媒体：对谁都可能是一柄“双刃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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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国际艾滋病日”，真有点多事之秋的味道。在12月1日前后，就有关同志人群艾滋病问题采访我的中外媒体，就有五六家。
而 某国外媒体发表的一篇批评“中—盖项目”的报道，其中，有对我的采访。紧接着，某媒体又发表了一篇表扬“中—盖项目”的报道。既然批评和反批评的声音成了 一个新闻点，那么，寻找这种再批评和再反批评的声音，就成为了媒体的追踪目标。最近两天，就有数家中外媒体又来找我谈看法。
媒体这么做，是人家的正当职业活动，不必苛求。但是，这两篇报道，都有着报道内容之外的一些深层背景。而且，媒体可能的连续炒作，其中，也可能有人会浑水摸鱼，却可能引发由此更为盲目的批评和反批评。因此，我统统谢绝了几家媒体最近对我的采访。
但是，我想利用我们“内部交流”的方式，就我对这两篇报道所知道的一些深层情况，公开进行说明。
记得，大概是在2009年的3月，天津深蓝工作组负责人曾打电话向我交流了这个记者要采访他的信息，我们还交流了意见，认为中国的艾滋病工作需要国外公益资源的投入，需要引进和尝试新的概念和方法，对出现的问题，看法不要偏激，对媒体，只谈个人看法，少举那些搀杂了复杂关系的实例。
时隔一个多月，在5月初的一个傍晚，这个记者又对我进行了时间短暂的电话采访。
她对我说，向她反映这个新闻线索的，是密切关注“中—盖项目”的国内有关民间组织，也有在国外的有关专家，他们对“中—盖项目”的某些做法表达了尖锐的批评意见。这个记者表示，想听听我的有关看法。
因为我当时在吃晚饭，我就谈了以下几点（她征求了我的同意，进行了电话记录）——
（1）目前，全国同志社区的艾滋病工作以动员目标人群接受“抽血”检测为主要内容，这个情况不是受到了“中—盖项目”的主导，“中—盖项目”所影响的，只是那15个项目城市。而在全国范围内，包括“中—盖项目”的15个城市，同时也执行着“大流调”、全球基金等项目，另外，还有国内外有关机构和专家个人执行的来自各方面支持的项目，大家都在搜寻数据，所以，形成了全国同志社区艾滋病工作的“抽血热”。
（2）利用社区途径，动员目标人群接受HIV 检测，也要客观分析。这个做法具有突破目标人群对艾滋病的恐惧、回避等消极心态，以动员接受HIV检测实施干预服务的积极作用。这个做法对感染者，也具有“早发现，早治疗，早救命”的实质性积极作用，非要“一棒子打死”的否定态度是偏激的。
（3）对盖茨基金会倡导的“花钱买服务”理念，也 不要“一棒子打死”。但是，谁花钱给谁买单？由谁组织“花钱买服务”？谁给谁买服务？谁给谁“出售”服务？谁监督和仲裁这种服务？等等，显然，不是在短时 间内靠原有的运作体制可以解决的，而需要时间建立起新的机制和制度。而且，“中—盖项目”这么大的项目，又是由官方卫生系统主导执行，出现了问题，也不能 只是抱怨基金会。
（4）由此，目前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更集中于各地 各级官方卫生系统的专业机构和专家，他们在动员目标对象抽血检测，收集数据的过程中，动员工作是否人性化？是否保证了检测对象的知情同意？在检测前中后过 程中，是否提供了合格的咨询服务、隐私保护、感染者的后续服务？这些服务是否可以获得目标对象的满意？等等。这是激化了全国同志社区艾滋病工作“抽血热” 矛盾的关键原因。
（5）另外，因为“花钱买服务”的主导权掌握在各 地各级官方系统中，所以，掌握资金分配权的人是不是可以和同志社区组织平等、公正的合作？对社区组织提出的合作条件怎么对待？对那种抛开会提出合作条件的 社区组织，而花钱从同志人群中雇人另立组织拉人检测的事情，怎么对待和处理？这些，更是引发社区组织不满的深层原因。
（6）这些矛盾问题不能很好解决，肯定会滋生“艾滋腐败”。
我看了近期才发表出来的报道，对我的看法，意思有了，并非是完整的原话。而整篇报道，也单纯的指向了“中—盖项目”。
对媒体发表批评者的不同意见，我想，无论是批评者或者被批评者，从中发现问题，促进问题的解决，这才是正题。俗语说，“拔出萝卜带出泥”。在媒体对一些具体情况不懂，而只是捕捉“新闻点”的报道中，往往会激化平面报道不能透彻揭示的深层事实。
例如，某媒体对南京的那篇报道，立刻引起了江苏一些同志社区组织的不满。
因为，在他们那里，曾经存在一些人对同志社区志愿者的学历、作风、“素质”等是否 “够格”的评价，而出现对那里一些同志社区、场所经营者参与艾滋病工作的排斥。如有人曾经拒绝同志活动场所经营者参与艾滋病，他们说：“你们不是公益的。 ”而在开展需要广泛深入同志社区采集有关数据的工作中，这时，参与艾滋病工作积极的场所经营者，才受到重视。这也是江苏省的同志活动场所经营者参与艾滋病 工作非常积极的深层动力。
实际上，这个情况，也会体现到艾滋病工作结果中。
例如，前些日子举办的“大流调”总结会上，与会的专业人士，对南京、苏州、扬州三地同志人群HIV感染情况有关数据的明显差异，表现出了浓厚的讨论兴趣。既南京形成的数据和苏州、扬州形成的数据比较，明显的“一高三低”，南京接受检测对象的平均学历比其它两地高，而平均年龄、性病感染率、HIV感染率都比其它两地低。这组数据之间的差异，具有深刻的研究解读价值。其中，也说明同志志愿者之间存在的自我认同、社区基础差异，同样会影响他们动员的检测对象和数据结果的差异。
而那篇反批评的报道，恰恰不自觉的介入了当地同志人群艾滋病工作的深层矛盾。
我觉得，天津深蓝工作组负责人在接受采访中，也是带着爱护艾滋病工作的态度，没有揭露当地的一些深层矛盾，也没有披露记者最需要的一些当地发生的负面实例（因为当事人向我进行过反映，我也掌握这个情况）——
・例如，某负责人曾动员一位曾参与天津深蓝工作组艾滋病工作的“妈咪”也建立组织。而这位朋友在动员了50位检测对象接受了检测以后，这个负责人却把项目经费当成了给个人的报酬，要从3000元中代扣若干“个人所得税”（这不是别人向我反映的，而是当事人亲自打电话向我“咨询”的）。
可是，官场里，却总有些被权力欲望僵化了思维的人，他会觉得官/民之间；多数人/少 数人之间，只存在支配与服从的对立关系，只要百姓批评了官方系统的问题，就是“反政府”，哪怕只是批评了他，他就是“政府”，也是“反政府”（哈哈，符合 监狱警察和犯人关系的定位）。甚至，他会认为权力大如天，尤其对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少数人，似乎，他掌握的主流社会关系网，就可以把少数人的批评置于屏 蔽！
但是，是不是维护了这种权力垄断，艾滋病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另外，上述那种从给付合作者的项目经费中还想“猫腻”下几百元的个例。还有，就在前几天，还有某地感染者小组向我反映，当地CDC有人暗中对小组成员以保障他们的治疗和临床检测相诱惑（威胁？），让他们声明脱离小组的关怀工作，接受CDC的“关怀”。实际上，CDC这么做，就是为了和感染者小组争夺那每个人定额的“关怀”经费。多少呢？一共不到区区2000元人民币。
这些，叫不叫“艾滋腐败”？在艾滋病领域，是不是非要酝酿出广东省CDC疫苗室那样贪污2400多万的巨贪大案，才叫“艾滋腐败”？我早就从爱护政府的政治信誉的角度说过，艾滋病领域不会是一方脱离社会的化外净土，我们必须警惕和努力用制度和有效监督规避“艾滋腐败”的侵害！
还有，我们一提这样的事例，就会有人以“个别现象”搪塞，是不是非要我们拿出成百上千个这样的事例，才会受到重视和加以纠正呢？
当然，我想，对待艾滋病工作中来自目标人群社区合作伙伴的批评，头脑清晰的官方领导者，会有自己明智的理解和应对。
而且，我们也都看到，目前，一些原来存在的矛盾，在艾滋病发展形势下，在官方系统和社区的沟通磨合中，有些已经发生了积极的转化（以实例说话）——
（例1）江苏省CDC对经营者参与艾滋病工作，在一年多之前，就从原来的排斥态度转化为积极的鼓励、支持、合作，为开展艾滋病工作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社区保障基础。
这个局面，不仅在江苏省有所改善，在全国也有改善。但是，在前两天的“西安会议”上，居然有被当地官方系统组织起来的同志志愿者在大会发言中担忧说：“经营者也做艾滋病工作了，我们到哪里去做？”显然，这是又一个可以预见的新矛盾现出了苗头。
（例2）天津深蓝工作组目前已经和CDC在很好的合作。
但是，可以预见，在转化中，仍然会存在社区组织之间原有的矛盾，并会随着国家对艾滋病工作和资源的统筹，产生新形势下官方系统不同机构，CDC和G—NGO之间矛盾的显化。同时，这些矛盾势必会利用社区组织“垫底”，还会在他们掌握社区组织的争斗中，加深，甚至激化社区组织之间的矛盾。
（例3）通过前一段工作的调整和积极推进，在一些比较成熟的社区组织那里，动员社区同伴接受HIV检测，已经不是什么艰难困苦的事情。
我在成都同乐亲眼看见，那里需要进行HIV检测的朋友，在和社区志愿者经过检测前的咨询交流以后，接受检测的态度并非那么紧张。
那么，还可以预见，某些不具有良好的社区影响力，甚至自己还对检测存在恐惧、回避心态的同志志愿者，也会找出理由，对推广这样的经验予以否定。
（例4）例如，当盖茨基金会的有关专家根据艾滋病工作实践提出加强同志浴室干预工作的设想，可以说，得到了中国男同健康论坛、经营者参与男性健康合作体的一致赞成，并达成了和谐的密切合作。
同样，可以预见，对进行这项工作，也会有人进行批评。
矛盾中存在发展动因；发展中还会形成新的矛盾。但是，化解矛盾，外人，包括媒体，并非矛盾的主体，也就不会是解决矛盾的主体。
批评和反批评，对反批评的再批评，都是揭露矛盾，激化矛盾的表现。这一点，对于不具备主流社会关系网的少数者、弱势者，只要事有事在，他们寻求媒体做为表达自己意见的出口，那是批评意见被压抑的现实逼出来的。
可是，却还有思维僵化，甚至就是制造和激化这些矛盾的人，似乎借机得到了一个巴结“政府”、长官、基金会的机会，浑水摸鱼，想利用媒体给自己制造一个“立功”机会。
浅薄多事的孙子给爷爷惹祸，只会影响一个家庭。而在中国社会的艾滋病人权，以及“艾滋腐败”问题上，一些总以为自己就是“政府化身”的人，结果，却是在给政府惹祸。
媒体，对谁都可能是一柄“双刃剑”。就这篇外国媒体的报道说，例如，3月份的采访，要安排在国际社会对艾滋病问题最为关注的12月发表；稿件写出的也不是采访对象原始的完整表达；而且，由多种原因形成的不满意见，却都集中到了“盖茨基金会”头上；还有，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并没有说明引起他们采访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
总之，我说明这些，不是否认自己的批评意见，而是想用事实提醒，尤其是想提醒可能会被利用的那些同志社区朋友，媒体，对谁都可能是一柄“双刃剑”，在媒体的介入中，可能被有些人鼓动利用的弱势者，总要成为被伤害的终端对象。
（2009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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