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14日星期日

【China AIDS:5975】 陈健民�中国公民社会现状 ――这是最好的时候,这是最坏的时候

陈健民�中国公民社会现状 ——这是最好的时候,这是最坏的时候

(明报)20101115 星期一 05:05

【明报专讯】这是最好的时候,这是最坏的时候。

2008年被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先生标记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元年。那一年,有超过100万名义工和200个民间组织直扑四川    ,参与大地震的救援和重建。同年,刘晓波连同303位联署者发表《零八宪章》,主张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和民主与法治等宪政改革,引起海内外华人的响应,超过8000多人联署,其中不乏著名学者专家。

今天,徐永光先生是南都基金会的秘书长,却在公益界中平地一声雷,联同一批基金会「抗税」,反对政府向公益组织苛捐杂税。而刘晓波则被判11年徒刑,在狱中安静地守候诺贝尔和平奖会为他和中国带来怎样的转变。两位令人敬重的人物看似在不同领域中奋斗,都在通往公民社会的路上遇到障碍,纵使未有相遇,目光却投注在同一方向。

公民社会法律环境未有真正改善

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由自主、多元开放的民间组织所构成的公共领域,公民可透过此领域对话和合作,处理公共事务。与传统的社会服务领域或「第三部门」概念不同,公民社会除了从事公共服务外,还要发展社会资本令民众形成相互协力的网络,并且要监督政府和市场。公民社会所以与民主息息相关,是因为公民社会往往致力推动民主化,而当民主制度建立后,公民社会亦是整固和深化民主的重要力量。刘晓波等以和平理性的方式提出宪政改革而遭到政府强力镇压,比起当年捷共对七七宪章联署者的迫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今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会否掀起中国公民社会的波澜?

首先,自从1989年中国政府提出对社会团体的登记和管理方法以来,公民社会的法律环境未有真正的改善。大量的民间组织因为找不到相关政府部门作为「担保」而没法登记。政府一方面不提供资源(企业和老百姓的捐款往往流向政府部门或官方慈善团体),而当民间组织被迫「喝洋奶」(接受海外捐款)时,却受到政府的怀疑与阻拦。近年虽有一些企业或企业家成立「私募基金会」(如南都、友成、阿拉善等基金会)为民间组织提供活动经费,但如想扩大规模成为「公募基金会」向公众筹款,大多知难而退。即使像李连杰    壹基金如此享有盛名,亦只能「挂靠」在中国红十字会    下而难以独立登记为公募基金会,令他「一人一月捐一元」的平民慈善理想无法达到。在这种恶劣的环境,许多中国的民间组织都缺乏健全的治理结构,他们或者没有法律地位、或者以工商登记,不是没有独立银行户口便是财务混乱和不透明(有时是为了避税),资金稀少和不稳定,难以吸引人才,影响了服务的执行力。最终令大量民间组织长期停留在「草根」状态,无法复制或扩大规模,影响力自然有限。诺贝尔和平奖显然不会在中国民间组织中引起较大的回响。

「公共领域」近年有复兴之势

但与公民社会共生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近年却有复兴之势。哈巴玛斯研究西方民主发展历史中,发现1718纪英国    的咖啡馆、法国    的沙龙    、德国    的俱乐部,以及商业报纸和文艺杂志,是当时平民社会中的重要沟通空间和媒介,透过形成「公论」来影响政府施政,最终促成民主。有些论者认为传统中国的酒楼、茶馆(甚至有人认为应包括青楼妓院),祀堂和庙宇前的空地、或者如清末民初的一些学社和报刊(我研究过广东七十二行报,甚多政治讨论),都是中国公共领域的雏形。但在毛泽东    统治下的新中国如非万马齐�,便是由不同派系在背后策动的「大鸣大放」式的大字报狂潮和群众批斗大会,都不符合自由开放原则(更不要说哈巴玛斯所述的沟通理性)下的公共领域。

官方背景媒体变得贴近民情

改革开放以后,公共领域开始萌芽。1979年民主墙无疾而终后,至1980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利用编委会(如《走向未来》丛书)作为思想交流的平台,然后蔓延至大学里形形色色的沙龙,引发对民主自由等思潮的热烈讨论。八九民运失败,中共加强对意识形态的箝制,曾经出现一段令人沮丧的寒蝉期。但随着地方报刊和电子媒体市场化,为了争夺读者和观众眼球,连官方背景的媒体都变得贴近民情,进而尝试反映民意。《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南风窗》等报刊更不断触碰官方底线,广开言路。而对于百姓(特别是80后青年),互联络的发展让他们初尝公共领域的滋味。由在线讨论、起哄以至在线下聚会、合作和动员,全面突破官方的封锁。近年在一些城市更兴起一股沙龙热,北京    的三味书屋、单向街、传知行、UCCA、雨枫书馆,上海    的读品,广州的凸凹酒吧与新媒体女性沙龙,成都的草堂读书会,昆明的真善美书家等,都经常有几十人聚首谈人生、社会和各种思潮(可参看张洁平网上文章)。我也到过这样的书室谈公民社会,都是热闹非常,与会者月旦世情鞭辟入里、对新知识如饥似渴。

政府对公民社会采「分类管理」对策

官方面对崛起的互联网世界,一面想用「绿霸」等科技屏障「危险」信息、再以网络警察和「五毛党」来「和蟹」网上言论。而民间的对策是发展更成熟的「翻墙」和「推特」技术,再创网上新语(535日、刘***等)避过官方搜索器,或者以草泥马围剿河蟹五毛党等。对于传统媒体言论出界,党的宣传部门往往施压撤换责任编缉和记者。但我观察到一些较开明的报业集团已形成一种新闻专业精神,或以「走过场」检讨应付上头压力、或者让当时人休假旅行、或者平调到同一集团的另一报刊挂单,待风潮过后再班师回朝。

相对于言论为本的公共领域,政府对有组织力的公民社会就更是小心翼翼。当前政府采取一种「分类管理」的对策,对疆独、藏独、民运、「邪教」组织严厉取缔,对维权、倡导或在敏感领域(如劳工、艾滋病    )服务的组织会进行监控,而对于在小区层面提供老人、儿童、妇女等服务的组织,尝试简化其登记手续、向其提供资源(即购买服务)鼓励发展。不过政府还在不断调校分类管理的政策,好像赵连海的「结石宝宝之家」最多也只能算是第二类组织,却因为毒奶粉影响重大,涉及国家形象,就以「聚众闹事」之名将之拘控。因企业无良和政府疏忽而成受害人,再被政府加害,究竟公义何存?也见中国公民状况的可悲!

延伸阅读

书名:走向公民社会

作者:陈健民

出版:上书局

作者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101114/4/l9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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