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23日星期一

【China AIDS:3855】 回复:【China AIDS:3850】 女性也需要一个名额

非常支持!我是女性。我认为自己有能力为社区服务,有能力为我们的人群服务,我也非常愿意为社区服务,为我们可亲可爱的百姓服务。但面对名额这个问题的纠结,使我不愿意把做事的热情,浪费在死乞白赖地争取上。
如此明显的事情,还要极力争取,有啥意思呢。
 
女性的总人数,女性群体的复杂性,还有女性在社会中,家庭中的多重身份。
这是与男性,跨性别无法比拟的。
 
我想,我们并没有意思借机来争取男女平等。
这不是一个女权之争。
 
我们的本意,是针对防艾领域中,女性群体的复杂性,提出增加名额。
男人是否能代表我们的阴道说话?男人是否能代表我们的子宫说话?男人是否能代表我们作为妻子的身份,母亲的身份说话?男人是否能代表一个感染者的妻子说话?
 
 
如果上层的高瞻远瞩中,不想包括太多女性的声音,就欧了吧,咱在基层一样干得好,一样好好干。
 
 
------------------ 原始邮件 ------------------
发件人: "William Schue"<williamschue007cn@gmail.com>;
发送时间: 2009年3月22日(星期天) 晚上8:10
收件人: "chinaaidsgroup"<chinaaidsgroup@googlegroups.com>;
主题: 【China AIDS:3850】 女性也需要一个名额
 
      前段时间几名女性朋友成立了妇女联盟,我在邮件组中提出可以在CCM中设立女性代表,此后我没见到别人回应。直到刚才我才看到不知名人士提到孟林先生与蔡定剑教授的观点,认为女性与其他部类人群的权利是平等的,应不需要"特殊对待"。
     老实说,我很欣赏蔡定剑教授。我上大学时曾看到他在80年代写的一本比较各国议会制度的专著,得知他工作于全国人大秘书处,后来又得知他调往中国政法大学。他在议会、选举、议事等问题上的造诣自不待说,但是任何一种学问都不能停留于书斋之中。议会中的规则要移植到HIV/AIDS领域、要移植到CCM之中,是需要对实际情况进行精心调研才可以实施的。任何人都不希望24万(这是传言,我不能确定)专家顾问费换来的只是一套中看不中用的方案。
     蔡定剑教授虽然通晓议会规则,但肯定不通晓HIV/AIDS社会问题及其应对政策。也不知道各位女性朋友是否向蔡定剑教授陈述过HIV/AIDS领域中女性问题及联合国系统对女性的态度。女性在CCM和非工委的地位不能只通过"鼓励"等没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去界定,应该通过名额保障等方式去强调。

     男女的差别,既是自然生理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其他领域的规则可能并不一定需要刻意地去强调男女差异,但HIV/AIDS是个即涉及男女生理差别和男女社会结构的重要领域。所以,男女差别实际上是HIV/AIDS问题的重要一环。这在非洲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因为这些国家的女性地位更低,尤其是在偏远、贫困的农村地区。近年来,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多次强调在HIV/AIDS防治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为女性赋权(women enpowerment)。联合国大会分别于2001年和2006年通过《关于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和《关于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宣言》。
     要实现男女平等,必然要求对法律政策方面对女性的倾斜,单纯认为女性"权利平等"、不需要"特殊对待"的观点是错误的。如果不创造机会保障女性享受权利,实际上女性的权利很难实际享受到。就HIV/AIDS领域而言,对于使用安全套的选择问题上,女性就缺乏话语权;如果不特别保障女性的经济社会权利,女性就更容易成为底层的性工作者者,成为HIV/AIDS的受害者。
     另外,基于生理和社会因素,还有必要为女性赋予一些特别权利,制定一些特别政策。
     就中国目前从事HIV/AIDS工作的NGOs及其从业者来说,男性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即便剔除占大头的MSM,在其他HIV/AIDS领域中,除了几个感染者或感染者亲人身份的女性外,其他女性极少。女性同性恋、女性工作者、女药物成瘾者等本应站出来,至少是公开站在NGOs领域的。
     HIV/AIDS领域的女性NGOs和女性工作者的匮乏,并不能简单归结为女性缺乏结社意识和结社能力。女性经济上的脆弱性、女性较低的社会地位、女性很少介入公共事务的历史传统等等,都是造成这种情况的结构性社会原因。

    曾几何时,MSM类NGOs也很少。但随着一些先驱人物的推动、GF6对NGOs的支持、中盖项目的推广,MSM现在已经成为HIV/AIDS领域最为活跃、数目最多的NGOs。如果能出台一些特殊政策和提供特别的资金支持,从事HIV/AIDS工作的女性也会越来越多,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少。
     目前,HIV/AIDS领域NGOs最为公共的话题就是全球基金CCM选举。CCM两个民间代表名额分别给了感染者和NGO,并没有强调性别问题。在HIV/AIDS公共领域,关注的话题主要是男性的,例如MSM。除了少量女性关注在生育过程中感染HIV/AIDS及其赔偿问题外,并没有特别针对女性的话题。但实际上,如上所述,数量庞大的性工作者、女同、女药物成瘾者都没有参与公共活动,她们的权利问题还没得到重视。即便政策对这些群体比较重视,但都是CDC等官方部门在从事行为干预工作,更为NGOs和当事者重视的权利问题并没有得到重视,也没有人出来表达这些权利诉求问题。女性真正的诉求还没得以表达,跟女性有关的工作大有可为。
     既然CCM可以给感染者和NGO两个名额,为什么不能再给女性一个名额?就名额的争取而言,这不是民间社会内部争夺资源的的过程,而是民间社会做大蛋糕的过程。民间力量的扩大,是反抗政府和企业力量的最好工具。从这个角度说,少数NGO人士反对增加女性名额的态度也是很奇怪的,恐怕他们是怕女性领袖削弱自己的地位。
     而且,争取女性代表名额,是民间社会扩大CCM席位的最好方式,也是民间社会最为充分的一个理由。因为这符合联合国强调的为女性赋权原则,至少UNAIDS和各国援助机构是需要明确表态支持为女性赋权的。喜欢谈论妇女权利的政府各部门也不能明确反对这个提议,否则就有违中国政府保障妇女权益的原则。
    同理,在非工委内保障女性名额也是必要的。如果非工位不能保障女性名额,CCM这个杂烩了政府、企业和NGOs力量的机构不是更有理由反对增加女性名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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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Schue
A Social Worker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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